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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力投資:永續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

作者 吳道揆

影響力投資在永續發展路上不斷思考,有什麼辦法可以調動私人資本,來共同解決人類困境?圖片來源:Shutterstock。


美國影響力投資國家諮詢委員會(NAB)於2014年,首度刊出了他們的影響力投資報告《Private Capital, Public Good》。其副標題是:「有智慧的聯邦政策如何加速推動影響力投資,並兼論其急迫性」(How Smart Federal Policy Can Galvanize Impact Investing —and Why It's Urgent)。


這個標題下得太好了!明確定位了影響力投資這場全球運動的目的:鼓舞市場資本,共同解決全球所面臨的永續挑戰,同時也點出了政府的角色及其急迫性。


是的,影響力投資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(SDGs)是衝著「不永續」的全球議題而來。我們知道,傳統上的財政資源及慈善基金,已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及環境挑戰。我們也知道,全球最大的財富在私人手中,在資本市場。一個大哉問是:有什麼辦法可以調動私人資本,來共同解決人類困境?


這,正是影響力投資及SDGs的真正目的。


影響力投資是怎麼開始的?


話說奇女子茱蒂絲・羅丹(Judith Rodin)博士,曾是長春藤盟校第一位女校長,在賓大榮退後,應邀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總裁,從作育英才的志業轉進改變世界的行列。2007年秋,羅丹博士邀集金融家,慈善家及企業家,遠赴北義古城貝拉喬,提出上述「如何調動私人資本來共同解決人類困境」的大哉問,就此鑄造了「影響力投資」(Impact Investing)這個概念。它的成功與否,也將左右著人類與地球的相處,以及貧富之間的戰爭與和平。


根據「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」(GIIN)的定義,有意為社會及環境問題造就正面的、可衡量的影響力,也同時創造利潤的投資,就是影響力投資。換句話說,影響力投資同時追求兩件事:「投資報酬」及「社會效益」。換句話說,這是一項「義利並舉」的投資,或是「行善致富」的投資。「義」是創造社會或環境的正面影響,「富」則既是富裕小我,也要兼富天下。


在永續的大趨勢中,影響力投資最為主動積極尋求解方,並以SDGs的貢獻度做為主要的評量標準。它可以投資在各類主題上,包括教育、農業、醫療、能源、循環經濟、社會住宅等等,也可投資在不同資產類別上,包括上市、未上市,以及實體資產(如學校,醫院,社會住宅)。其中上市資產(股權及債權)的成長最快,2020的數字目前尚在統計中,但預計會超過40%,成為最大的資本類別。


目前,影響力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歐美。然而在被投資區域上,歐美也佔了40%。可見就算是富裕進步的社會,也一樣都有貧富懸殊及環境氣候等問題。台灣當然也不例外。


研究指出,影響力投資不必犧牲利潤,即可發揮影響力。未來,當投資人更加關注永續貢獻時,是否有可能讓影響力越大的事業,利潤也越大?這將會是個值得關注的思考方向。


影響力投資的全球發展


影響力投資不以股東利潤為單一目標,而要同時追求可衡量的正面影響力,掀起一股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運動,迅速蔓延全球。其投資規模在過去5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(CAGR)約 29%,目前管理的資產(AUM)已經超過 7 千億美元。研究指出,5 年內,這個數字將達 7 兆美元,值得投資者慎重關注。


目前,全球影響力投資最重要的國際推動組織有二:其一是「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」(GIIN),位於紐約,2009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首的若干基金會及金融機構,捐資近億美元設立。其二是「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工作組」(GSG),位於倫敦,源自2013年倫敦G8影響力投資工作小組,協力全球33國及歐盟的國家諮詢理事會(NAB),是推動影響力投資全球級別最高的半政府組織。另外,在亞洲還有「亞洲公益創投協會」(AVPN),位於新加坡,與上述兩機構合作密切,會員遍及亞洲各國。


全球著名大學更是引領風潮,投注大量資源研究、教學、發展各類型跨校跨國的學習競賽。有上億美元的影響力創投基金進駐猶他大學商學院,也有名校間的資源整合,例如華頓商學院、哈佛商學院及芝加哥大學商學院,就合作成立影響力金融資料庫(IFD)。學生的反應更是熱切,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(Wharton School)投資學教授傑克斯(Geczy)指出,影響力投資已到了引爆點,因為選修影響力投資的學生已經超過傳統投資學了!


千禧世代在未來的30年間,將繼承40兆美元的資產。根據摩根士坦利(Morgan Stanley)2019年的調查,他們之中95%對影響力投資有興趣,更可看出影響力投資的未來。


金融業是這波全球運動中的當然主角。以影響力投資為志職的專業基金有如雨後春筍,老牌金融機構也多高聲響應,甚至權威指數公司(如MSCI)也以SDGs為基礎,編制影響力投資指數,讓投資機構據此對焦,引導資金(包括個股、ETF、共同基金),實踐價值、產生影響。更有不少主權基金(如新加坡淡馬錫、美國DFC)、退休基金(如美國的TIAA、日本的GPIF)及大學基金,都紛紛設立專屬部門,逐漸將資產轉入影響力投資。


愈來愈多以慈善捐贈為主的基金會(如福特基金會、洛克菲勒基金會),樂得將原本的捐助善款轉成影響力投資。如此一來,資金有望產生盈餘,嘉惠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
把全球挑戰及資金緊缺問題看得最清楚的人,還包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。他在2013年上任後,立即在2014、2016、2018年召開了3次「梵蒂岡全球影響力投資大會」,一再強調人類需要更多資源來面對全球挑戰,賺錢與行善可以並行,需要用更有創意的投資方式來達到更大的行善目的。自此,全球的天主教機構及大學都開始積極推動影響力投資。


GSG董事長柯恩爵士(Sir Ronald Cohen)說,20 年內,所有企業為了生存及發展,都會成為影響力企業。不論未來是否真的這麼樂觀,但我們相信影響力投資的浪潮勢不可擋,必定漸漸成為主流。


政府的角色複雜且關鍵


無論社會問題或環境問題,政府都是最終的承擔者。所以,影響力投資鼓動私人資本,共同解決公共問題,政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根據GSG與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(UN ESCAP)的研究指出,全球很多政府都非常歡迎影響力投資,並列舉三種身分,說明政府能扮演的角色:


1.監管者(regulator):檢視政策、移除障礙、解鎖私人資本。例如美國聯邦稅務局(IRS)2015年發表稅務指南,明確指出慈善基金及大學基金可以「參與使命型投資」(MRI),而不影響其免稅定位。這就為影響力投資打開了1.4兆美元的大門。另外,政府也可以制定以影響力為核心的投資規定,例如增加貸款審核的附加條款,以SDGs為基礎訂定影響力評估及報告標準,或直接對影響力企業(investee)及影響力投資公司(investor)給予財務支持、稅負減免等等。


2.促進者(facilitator):政府可以為影響力投資建構國家戰略(例如白宮的圓桌論壇),在中央政府成立專責單位(例如各國的NAB),推動影響力投資的文化及能力(例如Impact Investing Institute),也可以與大學及協會合作,研發工具、發展標準、設立加速器,甚至影響力投資指數及交易市場。目前日韓兩國已仿效英國成立類似「大社會資本」(Big Society Capital)的影響力投資專項發展基金。


3.參與者(participant):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編列10 億美元投入「小型企業投資公司」(SBIC),專門在艱困地區投資創生。地方政府也編列預算,與大學(如哈佛大學)及非營利組織合作,實際參與「社會影響力債券」(SIB),提升政府效率,解決沉痾已久的社會問題。另外政府也可以帶頭採購符合影響力企業標準的產品及服務,這種優先採購在歐美已經行之有年,印尼政府及韓國首爾也有明確的做法。國家亦可藉此發揮國際影響力。例如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(DFC)、日本的影響力投資財團(SIIF)及「日本東協婦女賦權基金」(JAWEF)等。


影響力投資生態系統是否能成功建立、進而調動私人資本參與公共議題,政府的態度與支持至關重要。我國在這方面起步稍晚,但可參考的成例甚多。只要有心,定能擇優而行,後來居上。


影響力投資發展的管理工具


根據GIIN的調查報告,影響力投資發展上的障礙,最擔心的就是「Impact wash」,掛羊頭賣狗肉。主要因為衡量影響力的工具還不夠簡捷好用、相關資料搜集不易、價值設定也常需主觀判斷。因此企業的影響力難以相互比較,也難以「貨幣化」。


我們知道,影響力投資的核心是「影響力衡量與管理」(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,IMM),而重中之重乃是影響力衡量。目前的工具發展百花齊放,尚未大一統。但是不表示我們就不能做影響力投資。

現階段應該如何評估影響力,我並沒有完美的答案。但是,權威機構對影響力評估的方法都有一定的根據。只要「持之以恆」地用同一套方法與標準搜集資料、分析與報告,應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橫向(投資項目間)及縱向(年度與趨勢)評估比較。


影響力投資界目前大都以SDGs作為主要的追求目標及最終的衡量標準。在眾多評估方法裡,我當前的初步建議是:


1.對未上市公司,可以用「改變理論」(theory of change)對焦SDGs為基礎,來瞭解投資的產出、成果及影響,也可以直接用IMP的影響五維度(5 dimensions of impact)、ABC分級,或者GIIN的影響力報告及投資標準(IRIS+),來評估、描述並管理(提升)影響力。這些方法邏輯清楚,但缺點就是複雜,且難脫主觀判斷。


2.對上市上櫃公司,上述方法都可適用,也可以採用更簡單的方法,例如MSCI於2016年根據企業的SDGs貢獻度推出「永續影響力指數」,邏輯清楚好用,但缺點是產業的涵蓋範圍還不夠大。或許將來可以針對台灣的上市櫃公司編纂「SDGs貢獻度指數」供投資人參考,也可以明確提出台灣企業對SDG的貢獻,與國際交流。


反守為攻,永續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


在永續大業的路上,前後有三個維度的覺醒與努力。

首先是消費者(個人)的覺醒,所以現在人人自帶水壺、天天UBike、多多利用大眾運輸、減少冷氣使用、提倡素食少牛羊、屋頂安裝太陽能板、樂意購買再生製品等等。


其次是生產者(企業)的覺醒,所以有了電動車、循環經濟、綠色能源。公司治理透明公平,善待所有利益相關者,ESG也逐漸成為標準共識。不僅自身要做好,還運用採購的力量,要求供應商一起行動,以供應鏈管理從減碳到零排,作出改變與貢獻。


最後是投資者(金融)的覺醒。200年前基督教貴格會拒絕投資武器與奴隸,100年前英國衛理教派拒絕投資菸酒等「不道德業務」,目前流行的ESG投資則強調透明公平、減少損害。


影響力投資不以完全無害為終極目標,而以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為己任,同時賺取合理的利潤,這是最新的投資者覺醒。它在追求永續的路上,真正開始反守為攻,是為永續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。


台灣是影響力投資的「taker」還是「giver」?


我們在永續的路上,透過公私部門的戮力合作,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然而,影響力投資其實才剛開始。初期,我們要與國際影響力投資的「推動者」(包括研究單位、教育單位、基金會、推動組織、顧問公司等)交流合作,引進工具,整合標準,推廣觀念,發展課程,研發產品。其次,我們可以與國際影響力投資的「實踐者」(包括專業創投及金融機構)接觸,在資金、投資機會及影響力企業方面交流合作。「合作」是影響力投資的關鍵字。永續的任務艱鉅,時間緊迫,必須攜手合作。可以有跨部門(包括公部門與私部門)的合作、跨領域(行業與科技)的合作、跨文化(國家與族群)的合作。


台灣擁有發展影響力投資的所有要素:豐沛的資金(包括各類慈善及宗教金金會)與健全的資本市場;充滿活力的新創事業;大力推動永續的政府與政策;樂於且有能力做好國際合作。更不用說大家都知道,台灣最不缺的就是愛心。我們雖然起步較晚,但是很快的,我們就可以運用影響力投資對陣永續挑戰,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具體貢獻,並與國際接軌,從初期的「追隨者」(taker),轉身為可靠的「貢獻者」(giver)。


(作者畢業於東吳與政大,以及Wharton School的MBA與MA國際研究。更曾榮獲「張心洽學術基金會」及「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基金會」的資助,作為Fulbright學者,兩度赴美求學及研究,受益終身。曾任職IBM (台)、McKinsey (美)、PaineWebber (美)、Harris (美)。也曾自行創業,並投身非營利事業(國際教育)。歷經營利與非營利的轉換,充分體認事業經營完全可以兼顧財務利潤及社會意義,自然也是「影響力投資」堅定的信仰者。著有《影響力投資的故事──行善致富》一書。除在大學講授影響力投資相關課程外,也與學界泰斗及業界精英共創「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」,在台灣推動影響力投資,並接軌國際。)


全文轉載自獨立評論@天下,原文標題:影響力投資:永續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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