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《正義》思辨資本主義的核心：亞里斯多德如何看待影響力投資？
文：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共同創辦人 吳道揆
在亞里斯多德眼中，資本主義能否公正的處理「應得」與「實得」？就算能夠，在康德看來，是否已然正義？講究平等的羅爾斯是否會給我們拍拍手？或者自由主義派的學者及政治家對這個題目根本不屑一顧？大師傅利曼的「股東資本主義」難道錯了嗎？而邊沁是否會忙著頒發資本主義萬萬歲的獎盃，來慶賀影響力投資所創造的無窮效用？
本文援引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（Michael Sandel）10 年前的巨著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（Justice：What’s the Right Thing to Do?）的各派大哲，共同探討資本主義的核心——投資的應為之事（right thing to do）。
是的，應為之事，正是企業倫理專注的領域，無論對內對外，對員工對股東，對消費者對供應商、社區、社會、環境，企業都有應為之事，也各有哲學思考的根源。
企業倫理在現代企業管理學派中快速崛起，除了人類的覺醒之外，其主因還在於「不永續」的怪獸已然逼近。而投資，或許正是讓怪獸倍數長大的美食。（同場加映：「全球最具道德企業獎」台灣唯一得獎者——信義房屋：「企業倫理」是企業經營 DNA）
本文以「影響力投資」作為探討的主題。它正試圖重塑（reimagine/reshape）資本主義，並且發動「私人資本，公共利益」（private capital, public good）的全球運動。
根據 GIIN 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定義：有意為社會及環境造就正面的、可衡量的影響力，同時也創造利潤的投資，就是影響力投資。更白話的說，影響力投資同時追求雙底線：投資報酬及社會效益。
更中文的說法是：「義利並舉」的投資。義，創造社會或環境的正面影響。或者：「行善致富」的投資。富，既是富裕小我，也要善富天下。
影響力投資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的貢獻度做為主要的評量標準，可以投資各類主題，如教育、農業、醫療、能源、循環經濟、社會住宅等等，也可投資不同資產類別，包括上市、未上市以及實體資產。
關於正義，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）認為，正義具有目的性，也具有榮譽性。並且兩者相輔相成。目的性，是主體的目標，或不可或缺的本質。榮譽性，是用什麼來表彰/獎賞達標的主體。
正義，目的要明確，賞罰要分明。這在公司的管理上，再清楚不過。但是，在總體經濟的角度來說，資本主義（包括投資行為）經常鼓勵（或說，獎勵）內部成本外部化，造成環境問題急速惡化。欠缺分配正義，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。
面對「不永續」怪獸，人類前後派出多種部隊，影響力投資就是最新的部隊。它不以 less harm 或 no harm 為滿足，而要創造解決問題的「影響力」（impact）。因此可說，impact 及 profit 同時都是影響力投資的目標，不可或缺的本質。（即「目的性」）
既然雙底線（impact & profit）都是影響力投資的本質，其衡量（measurement）就非常重要。Profit 自有成熟的會計準則，而 impact 的衡量工具還在演化演進，尚未一統天下。然這並非本文主旨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在面對不永續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，消費者覺醒了，少買難以循環利用的產品；供應鏈覺醒了，紛紛要求減碳或零碳排；企業覺醒了，要對 stakeholders 包括社區與社會友善透明。現在，最後一塊拼圖，投資人，也覺醒了，在全球範圍內，逐漸青睞 ESG 及影響力投資。（同場加映：5 分鐘讀懂「影響力投資」與「 ESG 投資」的異同，了解促進社會正向改變的投資趨勢）
這使得影響力投資「榮譽性」也很明確。因為，水漲船高，股價上漲，籌資成本降低，競爭優勢更為明顯。其良性循環，又給其他企業明確啟發，鼓動更多影響力生態圈裡的投資人及影響力企業。
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的目的在於學習如何過美好人生，並發展能力與德行—思索共善。影響力投資是資本主義演進的新頁，其目的「共善」（common good），其榮譽明確：企業聲譽、競爭優勢與投資利潤。據此，可說影響力投資具備了亞氏認可的德行與正義。
或許功利主義（Utilitarianism）者邊沁（Jeremy Bentham,）也要跑來擁抱影響力投資，說它創造了最大的效益及最大的幸福（社會、環境及經濟）。然而亞理斯多德在意並非效益（utility），而是目的的本身（teleology）。
20 世紀經濟學巨擘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以自由資本主義經濟聞名。他所倡導的「股東資本主義」，正好是現世「利益關係人資本主義」（stakeholder capitalism）打擊的罪魁禍首，因為它只顧股東利益，而忽略其他，產生了環境問題及貧富不均。
其實這也是世人的誤解。傅利曼認為企業主管，受僱於雇主（即股東）。有責任，根據雇主意願，運營管理企業，其目的通常是：遵從當時社會法則（包括法律及道德習慣），賺取最多利潤。而慈善組織，另當別論。
所以，前提是，遵從當時社會法則（包括法律及道德習慣）。在今天，傾倒污染即為犯法，碳排業者有如原罪，不友善透明，非但破壞聲譽，也拿無訂單的社會法則，傅利曼絕不會主張犯罪或不遵從企業倫理，而只為追求（短期）利潤最大化。因為這麼做，恰恰與他的主張背道而馳。
就算影響力投資符合亞氏的正義，在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眼中或許還是不夠。康德認為，道德價值，不在於行為的成果，而在於意圖。重點是「動機」，認為該事是對的，而非有效益的。
細分影響力投資者對「利潤」的期望，可分為 3 類：1. 市場利潤（佔 67%）2. 低於市場的利潤（concession，佔 18%）3. 保本就好（佔 15%）。
無論是哪一類，我們都無法確知他們的動機。但是由於投資標的眾多，因此，做影響力投資的人，多半相信它是對的（該做的），也同時是有效益的（對個人、對社會）。
影響力投資的全球運動：私人資本，公共利益（private capital, public good）。他們的動機應該也是一半一半，因爲，只有相信這是對的（有 impact），才會有「公共利益」，而必需有效益（有 profit）才有可能調動大批私人資本。
那麼，從動機來看，影響力投資，是利己主義？還是利他主義？筆者認為，影響力投資不是慈善捐款，當然不算是利他主義。因為除了是對的事情外，還要追求效益，無論是總體或個體，無論 profit 或 impact。所以當然是利己主義。或許在利己主義門派中，更接近倫理利己主義（Ethical Egoism）。筆者常稱之為「覺醒的利己主義」（Awakening Egoism）。
全文轉載自社企流，原文標題：讀《正義》思辨資本主義的核心：亞里斯多德如何看待影響力投資？
